要理解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仅仅看我在上一章中分析的专制权力和同意权力两个概念是不够的。我们当然可以从乡村社会的本质来解释对专制权力的事实上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普通的所谓“民主”形式。民主的形式是以同意权为基础的。在乡土社会中，它揭示了一层加上暴虐权力的“政府”统治。在传统的无为政治中，这一层统治本来就不是很强。体现在基层。但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拥有平等权利的许多公民共同参与的政治。讨论中国草根政治的本质，这是一个谜。有人说，中国虽然没有政治民主，但有社会民主。也有人说，中国的政治结构可以分为两层，民主层之上是非民主层。这些观点部分相似；我们说它们相似但不精确，因为这里还有另一种力量，它既不是暴力的，也不是同意的；不发生在社会冲突或社会合作中；它发生在社会中。继承的过程就是教化的力量，或者说是父亲的风格，也就是英语中的Paternalism。

社会继承是我在《生殖系统》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新术语，但它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是指社会成员新陈代谢的过程。生死无常，寿命有限。从个人角度来说，这个世界只是一段逆境之旅，而我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也已经不远了。但这个反向旅程比任何旅馆或餐厅都有更复杂和严格的规则。没有一个新人在进屋之前就明白这一点。不仅如此，那些来到这段“逆境”的人并不是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来，来了之后也不准随意移动；这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其他人。分支。当然，这个大商店里有不同的部分；每个部分，我们称之为不同文化的区域，都有不完善的规则，但不能保证有规则。墙上的每一处地方都贴有比十诫更多的“旅行者须知”。因此，每个想要生活在这逆境旅程中的人都必须接受一些教育，以便他可以在这么多法律下做他想做的事，而不至于碰上铁墙。

社会上的法律有些是社会冲突的结果，有些是社会合作的结果。围绕个人行为竖起的铁墙有些是暴力的，有些是同意的。但无论怎样，这些规则都必须遵守，规则的内容也必须理解。如果人们像蚂蚁或蜜蜂一样，情况就会很简单。群体生活的规律有生理保证，无需学习即可掌握。所有人类法律都是人为制定的。用筷子夹豆腐、穿着高跟鞋跳舞、不踩别人的脚，这些确实是人们很难遵守的规则。不学不练不算成功，但学的时候不要怕困、怕烦。不怕困、不怕麻烦，这不是自然的事，所以必须施加一些强制。权力是通过强制产生的。

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权力既不是同意也不是暴政。如果说孩子们上街必须穿鞋是一项社会契约，那就太过分了。所谓社会契约，首先要承担个人的意志。虽然个人没有权利摆脱这种契约，但在这种契约法的形成过程中，必须尊重每个个人的自由意志。民主政治的形式是个人意志和社会强制相结合的结果。在灌输过程中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被灌输的人没有选择的机会。他正在学习的东西，我们所说的文化，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不会给未成年孩子的人格加上“意志”，因为在教育过程中不需要这种认可。事实上，所谓的意志并不像肉体器官那样慢慢成长。这不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一种社会认知。这是维持同意令的必要要素；它不会出现在其他命令中。我们不承认未成年人有意志，这也解释了他们没有进入同意令的事实。

我曾经说过：“孩子遇到的不是一个为了他的方便而设置的世界，而是一个为了大人的方便而布置的花园。他闯入时没有能力去创造新的秩序，但他却没有服从的欲望。”旧秩序。” （“生殖系统”，第 101 页）。在不征求、不考虑、不考虑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设定他们必须适应的社会生活方式方面，教育他们的人可以说是不民主，但他们并不暴力。暴政发生在社会矛盾中，是剥削被统治者获取利益的工具。如果说灌输过程是剥削性的，显然有些过分。我曾称这是一份“苦己利人”的工作。如果一个人负责将胚胎培养成成人，除了精神上的安慰之外，还有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呢？ “成人”的时间限制被缩短到亲生孩子的水平，“剥削”开始了。这也许是一种可能发生的现象，但为了经济目的生男孩和生女孩至少是一件没有周密计划的亏本生意。 。

表面上看，“一个孩子一小时受到的干扰，绝对超过一个成年人一年受到的社会谴责的数量。在最专制的国王手下做一个平民，并不比一个孩子在最痛苦的境地更糟糕。” ”在他父母的统治下，生活很艰难。” （注上）但严父与专制君王本质上是不同的。不同的是，教育的过程是以一定的文化方式代替社会培养适合运行群体生活的要素。承担这项工作的人可以说，一方面是为了社会，另一方面是为了受教育。这不是一种支配关系。

虽然教导的力量在亲子关系中最为明显，但它并不局限于亲子关系。所有国家的、非政治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凡是被社会毫无问题地接受的规范，都是文化；当一个社会尚未集体接受一套规范，出现各种意见时，寻求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就是政治性的。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但文化对于社会新元素来说是强制性的，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在变化不大的社会中，文化稳定，很少有新问题，生活遵循传统方式。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完全由传统规范的社会生活，这个社会可以说没有政治，只有教育。事实上，虽然没有这样的社会，但所有乡村社会都接近这个标准。 “为政而不言”和“为政无为”是对政治活动的简单描述。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行为都受到传统礼仪的约束。儒家很想以教育权立王；他们从来不热衷于专制权力维持的秩序。 “暴政比虎猛”的政府是暴政，“以德治国”的政府是教化。 “父母为民”就是父亲般的力量。

将文明力量延伸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必须以稳定的文化为前提。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如果我们针对个别问题寻求个别解决方案，那是因为人生每个时期遇到的问题都是不同的。文化就像人生的光谱，我们可以根据问题来查找。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现在所说的成年是没有限制的。任何比我年长的人都一定有过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他可以成为我的“老师”。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有人可以教我如何处理问题。而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有权力强制教育年轻人：“出去了就会嫉妒”。当你遇到年长的人时，你必须尊重并服从这种力量。

我们礼貌地询问对方的年龄并非偶然。这种礼貌反映了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按照辈分大小来对待彼此。长幼顺序也点明了教育权力的有效性。在我们的亲属称谓中，长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区分兄弟、姐妹、叔叔，但许多其他民族并不这样区分。记得我的老师石鲁国先生曾提醒我：这种长幼区分是中国血缘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有时甚至会掩盖辈分原则。血缘原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长幼原则的重要性也表明了教育权力的重要性。

当文化不稳定，传统方法不足以处理当前问题时，教育的力量必然萎缩，收缩到亲子关系、师生关系中，并且会被限制在很短的时间内。 。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人们不能依靠经验来指导。可以依靠的是超越个人情况的原则，但不一定是长辈能够制定和应用原则。这种能力与年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慧和专业知识，还可以加上一点机会。说到机会，年轻人比老年人有更多的机会。他们不惧怕变化，充满好奇心并愿意尝试。在变化中，习惯是适应的障碍，经验等于固执和落后。固执和落后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嘲笑，而是对生存机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用昵称称呼父亲，不仅不会引起父亲责骂，反而是一种爱的表达，同时会给他一种不被挤压的安慰感。 。优劣之分，不是以年龄来区分的。资历已经成为毫无意义的比较。见面不再问桂庚的事情。 ——这样的社会也远离乡村自然。

回到我们乡村社会，在它的权力结构中，虽然有非民主的暴力权力和民主的同意权力，但中间也有教育的权力。后者既不民主也不不同于不民主的专制还有另一个目的。因此，当我们用民主和非民主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时，两者是不一样的。它们都有些相似，但都不准确。如果我必须给它一个名词，我想不出比长老规则更好的术语了。